你要狠批中国宪法，那就索性跳到哲学里面去，甚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里面都没有问题。
但其间也有微妙差别，宪法教义学比较保守，而宪法政策学则具有一定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突破既有框架的取向比较明显。如此丰富的内容都是我们宪法学要研究的内容，所以我们说虽然宪法学研究的是宪法，但是这个宪法并不简单，许多人认为其难度并不亚于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其他部门法。
为什么？首先就因为是方法不同，然后作用也不同。洗完澡的他，大吃一惊，马上打电话到宾馆的服务台，说你们怎么把门的猫眼装反了？这不是侵害我的隐私权吗？宾馆职工听过之后反而非常生气，反问道：到底是你来监督我们，还是我们来监督你呢？这个就是当时情况。而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则涉及人类的实践理性的问题，涉及规范科学。此外，宪法的适用也会涉及或引申出许多问题，其中还包括：(1)适用效力，即这个条文有没有效力的问题。有一个说法非常好，宪法学是有祖国的。
它的核心部分就是法教义学。教材第2~5页当中所列举的宪法学研究的方法比较简约，包括这么几个：第一，阶级分析法。[52] 奥托·迈耶认为，政府在其通常的管辖范围内的意志表达同时也表明了其行为有效的特定前提是满足的。
[日]小早川光郎『行政法 上』（弘文堂、1999年）85頁参照。[37]在我国的现实中，行政立法与法律相抵触的例子并不少见，前述《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车检前置条件规定就是一例。决定具有实体规定性和行为规范性，决议一般只是对已有文件或事件的表态或宣告。[60]《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第7条第1项规定也表达了这一立场：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明确，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中国证监会不得与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和解。
（一）法律的程序要求 在德国公法学上，曾将法律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反之则不能适用相应的法条。
如果承认所有机关和市民均有将表面合法的国家行为视为不存在的权能，法的安定性将受到威胁。对于以提升行政效能为名，违反法律设置行政机构、违反法律规定的集体审议程序而由负责人自行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听取意见程序而直接采取科技手段执法等等情形，均应认定为违反法律优位原则。2.积极适用法律 法律优位原则的贯彻往往须辅以积极适用法律义务，才能成功。立法程序应简单化，使立法机关能多制定法律。
如果这种事实上的社会规范违反法律的规定，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就会成为问题。[10]这种观点可称为法规优位、或立法优位，并不强调法律的特殊地位，这与其依法行政的观点是相契合的。近年来，国家针对公务人员加强了学法用法培训，这有助于贯彻法律优位，让行政活动符合法律的要求。[16] 参见王世杰：《法律与命令》，《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第235-238页。
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当然，若辅之以法的位阶，法律优位与立法优位就具有相同的客观效果。
行政效能与法律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43]在理论上，我国也有个别学者将行政效能效率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将最小化原则（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实现既定的行政目的）与最大化原则（使已投入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目的）作为其基本要求。
通说采取的立场是依法行政原则下的立法优位，但同时也认为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行政立法违反法律，当属无效，而不存在无效与应予撤销的差别。在行政组织法领域，我国的法律十分稀少，且法条稀疏宽泛，规定较为落后。但在复议期间，仍在继续协商。其典型一例就是，中国证监会2015年公布并施行《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即便有和解申请，证监会也从未据此实施过一次和解。
行政上一切作用不但不得抵触法律或上级机关的命令，即使是行政机关自身的命令，如有不妥，也须以正当的形式方可变更。应当说，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也应当形成垂范的效果。
[42] 韩大元：《社会管理创新要依靠法律》，《法制日报》2011年12月7日，第9版。既然合宪的法律是最高的国家意志，高于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自然只有以新的法律，才能修改、废止旧的法律。
所谓法律优位（Vorrang des Gesetzes），[1]是指法律在行政的活动中具有优越地位，行政的一切活动均不得违反现行的法律。一切法规，不问其是法律还是命令、条约或者习惯法，人民与国家均受其拘束。
[47]从法安定性与合目的性的应有关系来看，纵然行政程序法允许，也应当将其限定于例外情形。[44]但在行政法上发挥效能原则的领域主要是行政改革、纲要性立法、内部法等，行政效能原则大体上是客观法的控制。若能使行政立法符合法律，便能发挥行政立法对个别行政决定的控制作用。事实行为不存在效力问题。
现实中，因行政机关具有优势地位，行政指导可能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成为私人的一种社会规范。如果正确地表达，就必须说，下令立即作为具有法拘束力的行为而有效，只要没有产生对其合法性的再审查权限，就必须维持政府的执行……所有公权力的行为，既然是作为应具有法实效性的行为而对外作出，同时也含有对其合法性的确定和确认。
行政立法应送立法机关审议。[28]这也是不可将狭义行政行为的原理拓展应用于所有行政活动的一个理由。
也有学者称之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6]1947年，马君硕也明确指出，行政行为须遵守法律不得抵触。
[32] 我国也有学者曾指出与此类似的内涵，即在法律尚无规定，其他法律规范作了规定时，一旦法律就此事项作出规定，法律优先，其他法律规范的规定都必须服从法律。过度限缩解释或者扩张解释，超出法律的范围，都是违反法律。这里，法律优位只是要求不得违反法律、不与法律相抵触，因而，又可称为消极的依法律行政原则。（三）行政的行为方式与法律优位 通常的行政活动不得违反法律，已为公认。
法律可以授予法规命令、甚至一个具体措施改变旧的法律规定的能力。[20] 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这种变通规定或调整措施之所以能修改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修改法律的权能，而是因为存在授权法律的缘故。行政立法即使是本机关发布的，也不得以行政处分任意抵触。
[61]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139页。授权法律与被修改的法律之间处于同一位阶，可按照法律冲突的规则来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